进入暑期，国产大片也汹涌而来，最先抢滩的是改编自日本漫画、脑洞大开的《动物世界》。电影的主人公郑开司是一个小丑演员，要靠自己微薄的收入维持母亲高昂的药费。由于轻信朋友李军而倾家荡产还欠了一大笔债务，以债务为要挟，郑开司被带上了名叫“命运号”的赌船，开始进行一场生死博弈。在这里，人不再是人，而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。
赌船上的游戏是最简单的“剪刀石头布”，规矩也很简单：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牌和筹码(星星)，在四个小时的游戏中，要进行若干次两两对决，打出牌、赢取或输掉筹码，最终打光所有牌并保持筹码数就可以安全上岸，输掉所有筹码就要置身死地，而到最后还有最后交易的可能，换取更多利益或解救他人。看似是赌徒间的单打独斗，但为了胜利则要与人联盟合作，考验的是合作者间的信任和博弈。《动物世界》里面的很多博弈场景，都可以在心理学实验中看到，包括人际信任实验中经常会采用到的实验范式。
囚徒困境： 郑开司与张景坤的第一次博弈
张景坤是郑开司在赌局开始后第一个碰上要跟他合作的人。此时郑开司的想法很简单：活着下船，他只要在玩完所有局数且保持不败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。张景坤提出了合作：两个人只要每局出一样的牌，两个人一直平局，两个人就都可以平安下船。这像极了囚徒困境。
小知识：囚徒困境 (Prisoner’s dilemma)
警察抓获同伙作案的两名嫌疑犯，警方将他们分别放到两个房间里隔离审讯。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同伴跟警察说了什么。
警方的政策是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：
1.如果两个人都认罪，各判5年;
2.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，则各判1年;
3.如果只有一个人认罪，那么认罪的这个人将被释放，不认罪的那个人要判10年。
如果你是其中一名囚徒，你会怎么选择?
在囚徒困境实验中，如果双方想获得共同的最大权益，就是双方都咬定不招供，这样一共只需要坐牢两年。但从自己出发，最好的结果是对方不认罪而自己认罪，这样自己就可以无罪释放。这就出现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。当只追求个人利益时，往往会出现损人不利己的情况。
电影中的情景跟囚徒困境稍有不同：合作则收益为零、损失为零;不合作则一方获利、一方受损。在零和博弈中，郑开司目的是规避损失，而张景坤的目的则是扩大收益，自然也就做出了欺骗郑开司而让自己获利的选择。
有趣的是，在现实中，囚犯比非囚犯更愿意选择合作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或获得更大的收益。这也解释了在“命运号”这样监狱一般的赌船上，郑开司与李军、孟小胖的合作，以及其他人之间的合作关系。
最后通牒：郑开司与张景坤的第二次博弈
当郑开司再次遇到张景坤，张景坤只差一点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：有足够多的筹码(星星)、并顺利打出所有的牌。此时郑开司也不再是刚上船时的菜鸟，张景坤想获得他想要的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权益。因此张景坤提出用自己的星星交换郑开司手上的一些牌，这样两人都可以安全下船且有收益。虽然是利益交换，但从本质来看，也跟最后通牒游戏有相似之处：为了让响应者接受条件，提议者让出部分利益，以换求双方最终利益最大化。如果双方都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考虑，提议者会提出给自己尽可能多的分配方案，而响应者则会接受任意的分配方案。
小知识：最后通牒游戏(ultimatum game)
在该博弈中，参与的一方(“提议者”)提出一种任意的奖金分配方案，另一方(“响应者”)可以有权接受或者不接受该方案。如果响应者接受该方案，双方可以按照提议者的方案分配金额。如果响应者拒绝该方案，则双方都将会一无所获。
如果你是提议者，你会如何分配?
如果你是响应者，你会接受怎样的分配?
在实验中，提议者平均会将奖金的40%分给对方，而有50%的响应者会拒绝仅获总额20%左右的收益。在电影中，郑开司同样也没有接受张景坤的条件。也就是说人的决议并非按照绝对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决议。会导致未按照绝对利益的原因在心理学上有不同的解释。比如“规避不均”，其内核是嫉妒和内疚本能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，还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——既不愿比别人分配的少而感到嫉妒，也不愿比别人高而感到内疚。提议者正因为了解自己的内疚，同时以己度人知道对方存在嫉妒，因此不会将分配方案制定得过于偏向自己;响应者也不会同意过于极端的分配方案。
但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郑开司的选择。这时响应者考虑的，不仅是是否公平，还有对提议者动机的归因。如果将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归因为恶意或者故意行为，就会增加响应者反对分配方案的可能性。
独裁者游戏：郑李联盟与孟小胖的最初合作
李军是郑开司在“命运号”上唯一认识的人，也正是害郑开司上船的人。由于是朋友，两人马上结成了联盟，但为了取得胜利，他们还要再找一个人入伙，这个人就是孟小胖。在三人同伙成立之后，马上就取得了第一轮的胜利，这时候郑开司要做一个决定：是自己拿着全部的牌和筹码再去赌博，还是把牌和筹码分给其他两人。这看起来就是独裁者游戏的翻版。
小知识：独裁者游戏(Director’s game)
独裁者游戏与最后通牒游戏有相似之处，也是两个人进行奖金分配，提议者提出两人间奖金分配的比例，但是响应者没有“一票否决”的权利，也就是无论响应者同意与否，提议者都能获取自己分配的奖金。
那么这时，如果你是提议者，你会如何分配奖金?
与最后通牒游戏不同，独裁者游戏不存在“鱼死网破”的情况：提议者不用担心响应者“一票否决”，响应者得到多少完全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。在实际的心理学实验中，提议者平均会给响应者20%的奖金，自己保留80%。
在电影中，郑开司在完全掌握分配权的时候，还是将筹码进行了公平分配。他的同伙李军曾提出不同意见：因为不信任临时入伙的孟小胖，所以提出筹码还都由郑开司掌握。郑开司和李军的判断显然都不是单纯的“分配奖金”，李军受到了对于响应者此前行为的影响、而郑开司则是考虑到了未来三人利益的最大化。实际上，给响应者更多收益的做法是一种利他行为，而这种利他行为可能带来的是总收益的增加。也就是说，这里不再是零和博弈，而可能出现1+1>2的情况。
有限理性决策
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，人们并不按照“利益最大化”的经济人原则进行完全理性的决策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司马贺指出，人是“有限理性”的。研究者们也屡屡发现，决策时人们常常会违背理性决策原则，更惯于使用“启发式”的方法、根据已有的经验进行判断。
有很多情况可能会影响人们在博弈中的“利己”或“利他”行为，除了上面所说对于博弈游戏中其他对手的判断之外，自己的内在动机也可能影响行为。比如社会地位需求越高，人们会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。这可以看成是一种交换：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性需求，人们会表现得更加慷慨大方，而当社会地位需求低的时候，人们则会表现得更加自私自利。
对于环境的分析也可能影响决策判断，比如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更多的人会选择合作而非竞争。实际上，根据理性的判断，在不知道对方是竞争还是合作时，自己采取竞争，才能取得最大利益。之所以人们在不确定时更愿意采取合作，研究者认为，这是由于“不确定性”干扰了人们的因果思维，而“合作”在人类进化中起到的积极意义，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与人合作、而非竞争。
再上船，郑开司还会面对哪些挑战?
如果看到影片结尾的彩蛋，你就会知道，故事还远未结束，郑开司还会回到“命运号”开启新的赌局。那么从以上实验在心理学中已经有的研究中，我们可以预测一下，哪些“变数”可能会在后续中出现，导致游戏中个人选择的改变。比如在这部中，“命运号”上所有的赌客都是男性。那么如果出现女性，情况会有什么变化?
我国的研究发现异性之间可能更容易产生信任，并且进一步有更多的合作行为。根据光环效应，漂亮的人往往会被认为具有更多的积极品质，比如更聪明，因此研究者也对目标的漂亮程度进行了控制。通过图像软件，对面孔的漂亮程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。正如光环效应所假设的，漂亮的面孔被认为更可信任。而在控制了目标个体的漂亮程度之后，研究发现，无论是态度、行为倾向和真实的行为，男性都更倾向于信任女性，而女性也更倾向于信任男性。对于同性之间，相比男性对同性的信任，女性对同性的信任度更高。
这个结果显然和西方不同：在西方的研究中发现，男性更信任陌生男性，其次是两性之间，女性最不信任女性。在最近一项对科研人员合作态度的研究中，在接到陌生人提出的请求时，男性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向男性分享学术成果。这可能源于“男性战士”假说：在狩猎时代，男性之间需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取得狩猎成功，因此从进化学的角度，男性更愿意在工作中进行合作。而作为收集者的女性，并不需要与其他女性进行合作，反而在抚养后代方面需要得到男性保护，并对其他女性“严防死守”，因而更不容易合作。
但是，也有研究发现，在对待上级时，女性下属更尊重女性上级，工作也更努力。根据社会身份理论，人们倾向于更信任和自己具有相同社会身份、有相同属性的个体，这种群体内的信任与合作，在与外团体发生竞争时更为显著。由于女性在工作场合往往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甚至受到歧视，因此同样受到外界压力下，女性之间更能感同身受而产生合作行为，产生类似“蜂王”与“工蜂”的紧密联系。
除了性别、文化、上下级关系之外，年龄也可能影响信任。研究显示相比壮年人，老年人更容易轻信他人。其实这点在这部电影中已经有所体现：有一位提前出局的老人就是被他人所骗，成了别人的工具。
